按规制，选秀的地区要暂停婚嫁。在皇帝选美的半年多到一年里，姑娘都不能嫁人，小伙儿都不能娶媳妇，都得等着先让皇帝挑，只要没成亲的，就有可能被挑走。万历八年那次选秀，便严重骚扰了北直、河北、山东一带民众的正常生活。
这种事儿干一次，大家还能捏着鼻子忍过去，但去年刚搞过，今年就又来一会儿，那真是叔可忍婶也不可忍了，虽然还不知道京城的官员什么态度，但南京的言官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冒犯龙颜了。
根据报社得到的最新消息，南京浙江道御史马允登，南京礼科给事中牛唯炳都已经上书切谏。而在野的士绅们更是毫不客气，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沈默按照提示，翻到“名家论政”一章，便见到三篇批评万历皇帝年纪轻轻，就步乃父后尘，昼夜淫欢，沉湎于酒池肉林，置君德、朝政于不顾的文章。虽然署的都是笔名，但读惯了奏章谏本的沈默，还是一眼就看出，写这些文章的，都是曾经在朝之人，甚至就是现任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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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南的寻常百姓来说，这条带着香艳气息的新闻，可能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而在沈默看来，比起另外两条来，它实在微不足道。
第二条皇帝的新闻，是万历下旨修筑辽东的边墙。
所谓边墙就是长城。国初太祖皇帝命徐达对居庸关长城进行修缮，以拱卫北京。然而在土木堡之变前，国人有信心在野战中击败蒙古骑兵，大规模修筑边墙也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但土木堡之变成为转折点。在那以后，直接出击蒙古被认为是危险的、不明智的，所以促成了国家边防政策的由攻转守，修建长城变成了国策。百年功夫，一条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帝国北部边疆，全长一万两千六百里，号称万里长城的边墙出现了。
但单纯的边墙并不能阻挡入侵的铁骑，在很长一段时间，蒙古人每年都要入侵上百次，比如著名的“庚戌之变”，就是蒙古骑兵从蓟镇古北口长城突破，沿潮白河直打到通州的。长城虽然一直在修，却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
直到隆庆四年，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后，他亲自巡行塞上，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些边墙不仅低薄，而且颓废较多，所以根本无法阻遏敌袭。而且在边墙上虽有一些砖石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敌军只要登高发矢，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于是他上疏言道：“蓟镇边墙，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坍，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粮秣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
这得到了大学士高拱的全力支持，于是自隆庆五年起，开始了艰巨的修墙、筑台工程，戚继光亲自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他将城墙分为一、二、三等，双侧包砖城墙为一等边墙，单侧包砖城墙为二等边墙，石城为三等边墙，要冲地段一律包砖，严禁任何偷工减料现象。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一个个碉堡似的敌台，最终花费三年时间，重修从山海关到昌平的长城线，修筑敌台一千零七座，将京师防线营造的固若金汤。
虽然在万历年间，李成梁的风头远超过戚继光，但土蛮和朵颜宁愿去面对李成梁的屠刀，也不愿意到戚继光这里碰壁。因为老虎虽猛，总有打盹的时候，总还能偶有收获，但铜墙铁壁却连道缝都没有，只能碰得头破血流，永远也讨不着好。
而文臣们对戚继光的评价，也远高于对李成梁的，一方面因为戚是儒将，且操守远好于李。更重要的是，比起彪悍难驯的辽东骑兵，戚继光这种修筑王八壳子的搞法，让他们感到对自己的威胁小很多。
所以命九边效仿戚继光，大家一起修王八壳子的倡言从未间断，但沈默对此持保留态度，蓟镇的成功经验，也就没有推广到别处。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因为历史早已证明，国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仅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明军需要守卫长逾万里的边防线，军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而蒙古军队乃至后来的满人，通常是突袭而至，攻其不备。由于通讯手段有限，明军即使能够做到常备不懈、居安思危，也不能准确地预料蒙古军队攻击的时间、地点，因而对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难以有效阻挡和防御。
在沈默看来，对付北方之敌的上策是恩威并施，在军事上压服它，在经济上控制它，在政治上笼络它，将其慢慢驯化，甚至为朝廷所用。中策是夺取养马之地，建立强大的骑兵，以骑制骑，最低限度可以主动防御和反制出击，使敌骑不敢轻言进犯。下策才是修筑长城被动防御，这样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效果还最差，可谓事倍功半。
当然这些道理，没法像那些不知兵事，却夸夸其谈的文官们分解，沈默只用一个理由搪塞他们，那就是没钱！
戚继光修长城三年，各项花费折银六百万两之巨，这还是在基础最好、距离京城也最近的蓟镇修建。而长城的特点又是，“一瑕则百坚皆瑕”，但如果九边长城都按这种标准修，没有三千万两是打不住的。
沈默掌权期间，国库存银从没到过千万级别，时常在五六百万两打转。从万历六年起，北方又普遍遭遇旱灾，长城也就一直没修成。
但是情况在万历八年以后起了变化。去岁八月底，兵科给事中顾允忽然上了一道奏折，言各地总兵不宜久任，为了防止各边驻防军门拥兵自重，应经常给他们换防。其中特别提到戚继光和李成梁，说他们卫戍蓟辽权责重大，已坐纛十余年，就算为了保护他们，也应该换任。
其实这是张四维早就与皇帝商量好的，要将沈默昔日幕下诸将一一调离，然后换上值得信任的将领。虽然张四维离开朝堂了，但他的党羽仍在，那顾允便是张四维的学生，他一上本，万历便心领神会，很快下旨命朝臣议论。
尽管大臣据理力争，说大规模撤换边镇总兵，会导致边防不稳，但最忌讳的就是边将结交内侍，谁也不敢出言太甚。最终将此本通过廷议，定出了第一批换防的六名总兵官，赫然列于榜首的是戚继光、还有宣府总兵马芳、河套总兵刘显、大同总兵尹凤、广西总兵汤克宽、广东总兵李锡。除了马芳因为年迈，直接退休之外，其余五位都被调往内地。虽然职务不变——都是二品总兵之衔，但实际上大相径庭。在边镇行辕，麾下强兵劲旅十余万，而内地总兵统领的兵士只有一万多人，对付的也仅只是流贼乱民。
反倒是辽东李成梁，被两位兵部尚书，以辽东战事激烈，他人不能胜任为由保了下来。而姚苌子也因为一封缴获自西班牙人手中的信件，被留在了东南水师。
此道圣旨一经公布，立刻舆论大哗。被调换的六位总兵，都是身经百战，能独当一面的名将。正是因为有这六位的镇守，十几年来，鞑靼倭寇才一直不敢犯边，国家也一直保持安宁。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其是北方的蒙古人，休养生息十几年，会不会又变成兵强马壮的虎狼之师？这谁也说不准。如今突然将几乎整条防线换掉，让一些碌碌无为的继任者来担当国防重任，怎么能让人放心。
万历是最不放心的一个，他的应对之策就是修长城——将九边的边墙都修成蓟镇这样，我的江山不就固若金汤了？对将领的依赖程度也将降到最低。所以在调换六大总兵的同时，他便命兵部、工部派员到各镇考察，制定修筑边墙的计划。
今年七月，兵部会同工部、户部提交了预算，皇帝一看就晕了，足足要三千八百万两！且不说国库里没这个钱，就算有的话，要守财如命的万历皇帝拿出来，也跟杀了他差不多。但转念一想，这可是沈默没干成的事儿，要是自己把它干成了，那说明什么？
再说自己当一任皇帝，总得有点名垂青史的功绩吧！修好了长城，子孙万代都感自己的恩。这样一想，皇帝终于咬牙决定，修！他钦定了第一期工程是辽东镇的三千里边墙。按计划，这段长城将被拓展到五千里，建造要求与蓟镇相同，初步预计需要一千八百万两白银。
报纸上并没有刊出预算，但沈默当过这个大明朝十几年的家，岂能不知道该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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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修边墙还有些道理的话，那下一个项目就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了。
第三条新闻乃明年春天，万历皇帝要亲临天寿山皇陵拜祭。按照本朝的礼制，后嗣之君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前往天寿山谒陵，举行祭礼，这本是平常之事，然而在上月末所下的谕旨中，朱翊钧提出，要在躬诣天寿山行祭礼的同时，勘选寿宫地基。本月十四日，他又给礼部下了一道圣谕，责成他们尽快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当然祭祀都是成例，依葫芦画瓢就成，皇帝关心的是自己的寿宫选址。
礼部不敢怠慢，次日便奏上一道题本，汇报了半月来的准备情况，他们已派祠祭员外郎陈述龄会同工部都水司主事阎邦、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和谙晓京畿一带地理的方士连世昌等人先期前往天寿山察看，并且已选中三处供参考，即永陵东边的潭峪岭，永陵北边的祥子岭，东井南边的勒草洼。
为慎重起见，万历决定派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诸大绶，和司礼监太监张宏先期前去相择，在勋臣、文臣、内臣中，这三位的官阶和资历都是最高的。同时命礼部再举荐一些通晓舆地术的官员随同前往，于是通政使司左参议梁子琦、佥都御史胡宥以等人谙晓地理，也加入到选择寿宫地基的行列。
这一年，万历皇帝还不到二十岁，对于这位年轻的皇帝，在青春盛年如此关注自己陵寝的营建，世人深感费解。当时便有御史邓便，有感于当时民苦重役，又遭大旱，建议推迟兴工，报上刊登他的奏章节略曰：“世庙即位十七年才有此议，又迟回者数年，盖慎之也。皇上春秋方盛，且用民之力必以其时，诗曰：‘我稼既同，上入执公功，盍姑己诸’。”对于这样的儒生说教，万历采取了留中不报的处理方法，但报业中人无孔不入，竟取得了奏章的抄件刊出。
对于皇帝的心思，沈默却比较清楚，要不怎么说，这世上最了解你的，往往是你的死对头呢？通过与皇帝的常年相处，他发现万历小小年纪，便对人的生死看的比较透彻，或者说在这方面比较消极。他估计皇帝是受到了乃父乃祖的影响……嘉靖皇帝日事斋醮，夜求长生，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一死。隆庆皇帝英年早逝，登基六年即亡。因此，万历才会未及弱冠，便时常发出人生苦短的感叹。所以皇帝才会把日常的精力，用于追求生前享乐，和营建身后的生活。
还有一层，就是对死无限畏惧的嘉靖皇帝，在生前为自己营建了一座规模仅次于长陵，而结构之精细、宏伟，冠于诸陵的永陵。而隆庆皇帝则由于生前没有营陵，死后匆匆营建安葬，不仅规制偏小，地址也没有选好，以至在万历初年便发生了陵基下陷的事件，而不得不再度兴工修复，所以万历皇帝才会在自己能够做主的时候，便迫不及待地营建起自己的吉壤来。
然而这不是老百姓修坟，其工程之浩大，开支之繁巨，都远超常人想象。嘉靖皇帝的永陵修了十几年，花费千万之巨，把国库耗空了不说，还把税收到了十几年后。“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的詈骂，多半是由修筑永陵而起。
就算所谓草率的昭陵，花费也在四百万两之巨，但以万历的性格，和如此急迫的表现看，肯定不会像其父一样凑合，而是要向乃祖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