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转眼过去三年，现在是天佑七年的初春时分。
天佑新政开始至今，已经有整整六个年头了。在这五年里，皇权空前强大，朝廷效率奇高，对百姓的骚扰盘剥也降到了史上最低点。
背负在百姓身上的负担一旦降低，困扰三国良久的流民问题便在秦国不药而愈了，六年间大量流民基本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根据天佑六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人口从昭武末年的五百万户、两千五百万口、五百余万壮丁，激增到目前的近一千万户，五千万口、近一千五百万壮丁。
之所以在短短七八年时间，人口数实现爆炸性的增长，一是因为在天佑以前，朝廷施行按丁亩征税，所以隐匿户口数的情况异常严重。尤其是“十六到四十岁”之间的成年男子，更是被大幅度隐瞒，所以才出现了一户一丁的笑话。
二是因为政策放松、负担减轻，大量流民的回归。这两项便是造成在册人口短期激增的主要原因。至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朝廷鼓励生育等长期因素，因为时日尚短，暂未有多大影响。
但无论如何，人口的增长为国家带来了空前强大的劳动力。五年间全国累计新开垦土地一百三十余万顷，使全国的在册耕地面积达到四百万顷；朝廷又投入巨资兴修水库、水渠等大小水利工程七十七处，使全国可灌溉耕地面积达二百万顷。
此时全国耕地四成种稻，六成种麦。一亩上田可收稻两石四斗，折米一石二斗，中田折米一亩一石，下田折米一亩八斗，一年两熟或三熟。麦粟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平均亩产两石，折面也是一石。换言之，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一石，一年可收两石半。
全国四百万顷耕地，便是四万万亩，到天佑六年的粮食总产达到了十亿石。即便朝廷轻徭薄赋，仅仅“二十税一”，在今年的税收也可达到五千万石。虽然因为产量暴增，导致粮价连年下跌，但折成税银也可达到四千万两左右。
仅粮税一项，便达到了昭武年间的两倍之多。再加上每年一千五百万两的丁税，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五千五百万两，已经超过了齐楚两国综合。
据《大秦帝国食货志》记载，从天佑三年开始，大秦各地的仓廪中堆满了粮食。因为产量激增，常平仓容量不足，从天佑三年到天佑六年的三年间，全国新增粮仓五千余座，贮藏粮食十几亿石。这还是因为武成王实施特别计划，将大量的陈粮向齐楚两国倾销，否则真会出现“陈陈相因、腐朽不可食用”的巨大浪费。
大史学家范仲淹当时正是垂髫之年，他在著述中回忆当时的胜景称“天佑年间、政通人和；国库充盈、百姓富足；路无冻死、家有余财；仓廪即足、货殖兴焉！”并不无感情的称之为“天佑之治”。
……
范文正公的“仓廪即足、货殖兴焉”，十分贴切的说明了当时的工商业繁荣。随着老百姓能普遍吃饱肚子，中上之家更是手有余财，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穿的好些、吃的精些；用的舒服些、住的气派些，于是交通天下之货、满足人们需求的工商业便蓬勃发展起来。
再加上朝廷大加鼓励工商，不仅从法律上明确“士农工商、一律平等”的规定，而且兴修道路、拓宽运河，为南北商旅提供交通便利。还取消了原本林立的税卡，严禁歧视商人、不准向商人重复征税……尤其是天佑四年，朝廷对禁而不止的私设税卡施以严惩，两个月时间一千多颗人头落地、七千多官眷遭到流放，极为有力的震慑了朝野上下，使盘剥、难为商人的行为大大收敛，给了大秦商贾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
一时间，有志于工商的百姓激增，仅天佑六年一年，向华夏票号申请低息贷款的人数，便达到三万余人，数额更是达近千万两之巨。
兴盛的商业带来同样可观的税收。天佑新政对工商业采取“十一税”，天佑二年新政初行时，所收工商税款的总数是七百万两；天佑三年便提升到了一千一百万两，到天佑四年更达到了一千八百万两，天佑五年终于突破两千万大关，天佑六年更是达到了两千五百万两的高度……已经超过了昭武年间的税收总额。可谓是一年一个台阶、每年都有显著的增长。
再加上从天佑五年开始，全国六大复兴衙门终于开始分红，其中最早成立的南方复兴衙门，更是于天佑二年便开始向各股东献金。作为在六大衙门皆享有四成分额的大秦朝廷，仅此一项收入便达到一千万两。
田税、丁税、工商税、分红，这四项构成了秦国朝廷的主要收入，总额数达到了恐怖的九千万两，是齐楚两国总和的两倍！
更可怕的是，秦国税赋水平相当低，亦是说有更海量的财富藏在民间，只要有需要，便能爆发出持久强劲的实力来！
仅就实力而言，秦国终于凌驾于齐楚两国之上，实现了二百年来第一次的不平等！
但秦雷深知，钱放在库房里便是废铜烂铁，只有在百姓手里才是财富、才能带来更多的财富，因此在他的领导下，朝廷花钱的能力一样可怕，每年仅投入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开支，便达到两千万两之巨，完全的不计成本。
当然这种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全国性工程，也是工商业如此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没有这些数额巨大的财富流入民间，大秦朝新兴的工商阶级，很难完成原始积累，也不会那么快的做大做强。
……
在国富民强，百姓生活安定富足的同时，秦雷也没有放松对大秦百姓精神的重塑，通过茶馆酒肆中的说唱先生，乡间村头上的演艺戏台，大量上演诸如“李世民大战王世充”“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等各种英雄戏码，潜移默化的尚培养百姓的尚武精神，并公然宣称“神州大地只应有一个国家，那就是我们的大秦！”使秦国百姓对开疆拓土、统一三国始终充满渴望。
顺理成章的，大秦朝的军费开支也是连年上涨，天佑六年达到了四千三百万两之巨，天佑七年的军费预算甚至做到了五千万两，已经超过齐楚两国不知几凡。
秦雷的建军思路很明确，“骑兵为本，发展水军、扩充步军！”昭武末年的秦齐大战之后，秦雷并没有盲目的重建骑兵，而是把除镇南军之外的骑兵数量限定在现有的二十万上。转而针对大秦步兵薄弱的现状，加大投入，将除镇南军之外的步兵数量扩充到四十万……其中包括伯赏元帅帮他训练的三十万步军，以及重建的十万镇东步军。养这四十万步军的费用，大概是每年两千万两……这还是因为大秦步军士兵普遍采用兵役制，不用支付太多的军饷，否则按照大秦现在的人力成本，秦雷那点军费根本不够用。
同时为了应付必然会到来的齐楚联军，秦雷还开始向伯赏元帅拨付每年一千万两的特别军费，以供他扩充军力、兴建战船所用。昭武十八年那会儿，秦雷就知道，养水军比养骑兵还他妈的费钱，那一艘艘威武的战舰，可全是用钱堆起来的呀！
但这并不是说骑兵自此在秦国不重要了，秦雷在二十万骑兵部队中试行志愿兵制，意图打造一支英勇善战、经验丰富、充满自豪感与牺牲精神的职业化军队。从严从难从实战治军，使其变成大秦军队的脊梁、横扫天下的大杀器。好在这支军队是现成 的，仅需付出军饷、战马补充、武备置换的费用即可，每年也是……两千万两。
这支用黄金堆出来的军队中，充满了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以及在天佑年间长大成人、充满自豪感与自信心的广大新兵，既有经验又有斗志、装备精良、训练严苛，毫不夸张地说，其正处在历史上的最佳时刻。
虽然人数不足百万，却是实打实的精锐军队，其战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秦齐大战前的水准，与麻烦缠身、江河日下的齐国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军心士气方面，两军更是泾渭分明，已经有了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