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郡位于洞庭湖的东南，在它的东面是豫章郡，南面是桂阳郡。
起初，孙坚在起兵讨伐董卓失败之后，曾被朝廷任命为长沙太守，在此盘踞过一段时日。后来刘表觉得孙坚父子威胁到了自己在荆州的统治，便派蔡瑁和黄祖率领大军从水陆两路进击孙坚，孙坚父子难以抵挡，撤往豫章。刘表夺回长沙之后，无意继续向东，便委任了自己的从事韩玄出任长沙太守。
韩玄便是名士韩浩的哥哥，在某罗的演义中，此人是个嫉贤妒能、性子急躁而又喜欢杀戮的狗官，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截然相反。韩玄在长沙剿灭流寇山匪，组织民壮自保，平时爱民若子，深受长沙本地民众的拥护。正史之中，刘备在新野兵败之后，便一路向南撤退，走到南郡时又被周瑜阻拦，诸葛亮便建议刘备前往长沙、桂阳、武陵和零陵四郡发展。当时这四郡位于荆州的南部，受到的军事威胁很小，所以境内正规部队不多。刘表病死之前没有指定继承人，而刘备的来路又不正，因此在攻占长沙时遭遇了太守韩玄组织的强烈抵抗。
刘备的部将关羽攻打长沙久攻不下，便扬言在城破之后要屠尽长沙城内的百姓以泄愤，当时的长沙守将黄忠想要投奔刘备，所以出工不出力，韩玄为了不牵连长沙百姓，在无奈之下只好自刎而死。
刘和崛起的这个时空中，目前桃子三兄弟还呆在鲁阳一带发展，一时半会只怕没有机会渡江南下。曹操现在全力应付黄河以北的刘和，只要脑子不犯浑，轻易也不会出兵攻打刘备。这样看来，长沙太守韩玄也不用自刎而死。
贾诩投奔刘和的时候，提醒他要防备北方草原上的胡人把鼠疫之类的恶疾传染过来，刘和听了很是上心，不仅立即派人去请华佗前往邺城商议对策，还让田畴启用军情司部署在南方的网络，打听一个名叫张机的人最近有没有写出关于如何医治伤寒类疾病的医书。
田畴派人将任务传到南方之后，已经投了刘表军的魏延便与其他几个暗桩一起接手了寻找打听张机的任务。
魏延当初在丹水被田畴接见之后，便悄无声息地返回了老家平春，他在平春呆了数月，然后趁着黄祖从江夏起兵讨伐袁术的时候，投军入伍，做了黄祖儿子黄射的亲兵。魏延有勇有谋，又在丰乡城接受了一年多的锻炼和培训，想要在一群普通士卒之中脱颖而出，那是很容易的事情。魏延只用了半年时间，便从黄射的亲兵提升到了卫队副头目的位置，也就是做了一名军侯。
接到田畴从秘密渠道发来的消息之后，魏延向黄射请假，说是打听到一些关于老娘的消息，要离开一段时间，四处寻找当年失散了的娘亲。荆州各地近期并无战事，黄射正在江夏境内的西陵一带休整，便允了魏延的告假，还给魏延一笔路费，让他抓紧时间快去快回。
魏延离开西邻之后，按照田畴的提示直奔长沙郡而来，沿路暗暗留心有关张机的消息。
刘和让人打听的这个张机，字仲景，在此时或许还不是十分有名气，但他在后世却是被人誉为医圣，在医学界的地位只有药王孙思邈和神医华佗等人可以媲美。
张仲景出生于荆州南阳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他的父张宗汉曾在朝为官。由于家境尚可，于是他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典籍。张仲景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这对他后来弃官从医有很深的影响。
张仲景在少年时代便看到了政治黑暗和朝政腐败，当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老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惨不忍睹。而官府衙门不想办法解救，却在一味地争权夺势，发动战争，欺压百姓。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在张仲景十岁时，他便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因此而很受当地百姓的敬重。张仲景跟他学医时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
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
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张伯祖。
张仲景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张仲景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对于儿子谋得一官半职很是看重，就逼催张仲景在灵帝时举了孝廉，从而进入了官场。在建安年间，张仲景被朝廷派到长沙做太守。在那个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张仲景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的为百姓诊病。
张仲景还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张仲景坐堂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建安元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掉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
当时因为疫病肆虐，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庸医的做法非常气愤，痛加斥责，并下定决心要凭一己之力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
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在张仲景静心撰写《伤寒杂病论》的期间，军阀混战，王朝四分五裂，张仲景于是就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他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现在的张机，还未担任长沙太守，但在荆南一带已经出名，魏延一路打听来到了长沙郡的治所临湘，发现张机此时正任临湘县令，而且还在县衙外面贴出了告示，每逢初一和十五的时候，衙门不办理公事，只接待患有病痛的百姓前来问诊。魏延打听到这里，便能完全确定这个张机就是邺城那位要找的人。
田畴给魏延下达的指令是找机会靠近张机，弄清楚张机近期有没有著述关于伤寒杂病的医书，若是张机已经开始着手著述，魏延便想办法留在张机身边，保护张机的安全，暗中向北方定期传递张机著述的内容；若是张机还未开始著述，魏延便要想办法鼓动张机离开荆州，前往北方游历，最好是能与华佗见面。
魏延现在的身份地位还不够显赫，暗中能够得到的支援也还有限，以他一个小小军侯的身份，想要顺利完成田畴交待下来的任务，困难不小。不过对于魏延而言，任务越是困难，越能展现自己的本领，他的性格中本就潜藏着挑战和冒险的因子，哪怕现在已经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