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大明宣武元年，加上之前光复朝的29年，和再往前使用永历年号的永历200年。大明王朝复兴已经整整有31年了！当年不过36岁的左宗棠，今年已经67岁“高龄”了。这个年纪在21世纪不算太老，可是在1877年却是绝大多数人都活不到的高寿——所谓70古稀，古来稀有，离67岁仅仅只有3年了。所以和左宗棠同时代的大儒小儒，如今大多不在人世了。整个大中华社会的中坚，不是在复明之后出生，就是在复明之后成长，他们的思维和所接受的教育同复明前成长起来的人们是完全不同的。
众所周知，儒学或者说是官儒，其实是朝廷用科举取士的办法灌输给民间知识分子的——科举考什么，下面的读书人就学什么，否则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和一帮大儒讲大道理的效果，是远远不如直接拿科举内容和规则开刀来得好。
反正大部分读书人只求有个考试做官的机会罢了，虽然大明的科举改革用年龄设限，断绝了一批人的仕途，但是秀才为官却让读书人得官变得大大容易起来，对大部分读书人还是非常有利的——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他们自然不会反对了。
而朱济世所推行的科举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则是内容改革，不仅加入了大量的实学内容，而且还大幅降低了儒学类考试的难度——这也和科举取士的人数增加有关，现在光是大明帝国一年就要取几万个文职官员，比起伪清时代一年平均100个左右的进士额度（三年一试，取士300上下）增加了几百倍，考试的难度当然要降低很多。
而且朱济世更是有意引导科举考试中的儒学题目简单化。到了光复二十几年，科举考试中的儒学题目大多是选择题、填空题和默写题，基本上都围绕着四书五经的几篇重要的原文出题，不求甚解了。八股文章也不做了，改成一篇制式公文，能把事情简单明了说清楚就行。而用来为难大多数考生的难题、偏题，都集中到了法律、经济、数学等实学类的题目（哪怕是秀才科同样要考一下法律、经济和数学方面的内容）上去了。
这样一来，儒学在大明科举考试中的作用就越来越小，而民间学习儒学的兴趣自然也越来越低。大部分新时代的读书人对儒学的了解，都处于只知大概的水平之上，他们对于儒学的维护，自然也不能和30多年前的儒生士大夫相比。
“都31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够快的……”左宗棠沉默了片刻，又些感慨的叹了口气，“如今我大明的武功之盛，已经远迈汉唐，只是这文治……”
“什么是文治？”朱济世笑说着，“人人精通孔孟之道就是文治？左卿，你觉得这孔孟之道需要花多少年方可称得上精通？”
“道理当然是一辈子都学不完的……”左宗棠苦笑着摇摇头，“太上皇，老臣明白您的意思，孔孟之道并非实学，无需人人精通，也不可能人人精通，要不然这天下的实事就无人去做了。”
孔孟之道算得上是东方哲学的精华，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值得花一辈子去研究。但是一个国家里面搞哲学研究的只能是极少数，大部分人，包括官僚政客，也只能做到粗通。如果整个精英阶层把研究哲学当成了职业，绝对是个不可想象的社会。
而中国社会的宋明清三朝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而且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们千年如一日的研究的情况下，中国的哲学研究其实也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反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思想被禁锢在牢笼之中。
如果要在国际上寻找类似的例子，大概可以和天主教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还有政教合一的真神教世界有的一比。而且儒学实际上也有一位教宗或是哈里发之类的领袖，就是皇帝老子！而协助皇帝统治天下的文官则是儒学的主教或是阿訇，科举则是主教和阿訇产生的办法，同时又是一种传教手段。
而要对这个类似宗教的儒学进行“宗教改革”的最佳时机，就是改朝换代之时。因为没有人能靠一帮儒生去夺取天下，一个新兴王朝的基础必然是武力。所以在王朝兴起的时候，儒学教派的力量最弱，改革的阻力也最小。这也是朱济世成功的将儒学从神坛上请下来，解放了国人思想的主要原因。
当然，朱济世也可以在将儒学请下神坛的同时再扶植起另一个禁锢思想的学派或教派去牢笼天下智士。哪怕就是把马哲搬出来，在刺刀和科举的双重作用下，也照样能让中国的读书人言必称马恩。
不过朱济世当时的想法是将中国社会的精英引向实学和实业，而不是继续考试做官收租的传统幸福生活。因而需要打破人们思想上的牢笼，而非再建立一个更坚固的牢笼。
但是在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成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独木桥之后，适当的洗脑或是价值观教育，还是有必要建立起来的。
大中华帝国必须要有自己的普世价值——对大明王朝的统治和大中华帝国的团结有利的普世价值。而不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呃，自由是可以的，民主也木有问题，但是皇帝老子一定要有！
“左卿，实话和你说吧，王兰卿的哲学研究方向颇合朕意，朕已经让皇家基金会出资赞助。”朱济世直言道，“中华的哲学罢黜百家以来就发展缓慢，现在已经难以和西哲抗衡，必须要有人出来用复兴百家的名义将西哲中的精华引为己用。”
左宗棠干笑了两声，朱济世摆明了是要在学问上做伪嘛！只是引用西方哲学精华入百家之学的难度不小……而朱大太上皇本人又不大懂百家的道理，只好假手于他人，或许又不大放心，于是就想让自己出面把关和鼓吹吧？
“而复兴百家，当然也包括弘扬儒家经典，儒家之学博大精深，而历朝历代只是取其一部，恐怕未得其精髓。如今朕希望能有大儒领衔为往圣继绝学，使儒学真正发扬光大。不知左卿可有意为光大孔孟之学而出山呢？”
朱济世眼神灼灼，显然对左宗棠期望颇深。之前要富国强国，当然首先要解放思想——就如同后世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只能先淡化马克思主义，哪怕引入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也是不得已之选。而在大中华帝国建立起世界霸权之后，富国强国的目标已经达成，当然要建立起符合大中华帝国利益的普世价值，也就是意识形态了。
而中华传统的哲学思想显然不足以成为大中华乃至全世界普世价值的基础，吸收西哲的精华也就势在必行。但是要将东西方哲学完美的融合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其中最难的，就是将西哲融入儒学。毕竟儒学在30年前还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研究和精通儒学的士人不知道有多少。其中相当一部分如今还在世，如果没有德高望重的大儒出面领衔搞学术造假，是很容易被人拆穿的。一不留神就会像历史上的康有为一样，因为一部《孔子改制考》成了众矢之的，被反对派揪住猛批。
“此事老臣可以一试。”左宗棠微微苦笑，还是接下了这副重担。因为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去帮助朱济世“发扬儒学”，朱济世很有可能让儒学湮灭在百家之中，而让法、道、墨三家取而代之了。
“多谢左卿家。”朱济世微笑着朝左宗棠点点头，真心实意的感谢，不带半点作伪，因为左宗棠的确帮了他一个大忙。
“不敢。”左宗棠连忙还礼，而后问道，“不知太上皇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新儒学？”
“当然需要一个能够维护君主立宪制度的儒学了！”朱济世笑道，“孟子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想来不难将儒学往这方面发展吧？”
他顿了一下，又道：“另外，天下大同的理论也可以发展一下，儒家、道家和墨家似乎都有这方面的理论。可以和西哲中的社会主义结合，不过不能反对私有制，而是要强调社会福利，强调国家在社会财富二次分配中的作用。”
朱济世想要的是将诸子百家和西方哲学融合的主要目的，就是形成中国自己的哲学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而君主立宪制度当然是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不仅要在大中华帝国树立，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将之普世化——决不能让这个时空的未来人类们将没有君主的民主自由当成普世价值！与此同时，考虑到西方社会主义已经兴起，大中华也必须要走一下福利社会的路子，以对抗社会革命。因而起源于春秋战国的大同思想则将成为大中华意识形态体系的又一个核心。另外，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国家主义和法治思想（当然是歪曲和发展过的），都要被一一挖掘出来，形成理论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