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山时代的大名】
丰臣秀吉灭亡小田原北条氏以后，随即兵指东北，奥羽诸侯纷纷卸甲归降，就这样，延续了百余年的乱世终于划上一个休止符。秀吉重新划分大名们的领地，为了后事的叙述方便，咱们在这里先把当时全日本最主要的大名及其领地位置开列一番（1590年的格局）——
首先从东北地区算起：虾夷地是蛎崎庆广；出羽是秋田实季、户泽盛安、小野寺义道、最上义光，基本都是原有势力。陆奥除津轻为信、南部信直、伊达政宗、相马义胤、岩城贞隆等旧势力外，还插入一个蒲生氏乡。氏乡原名赋秀，是南近江豪族、日野江城主蒲生贤秀的儿子，也是织田信长的女婿和丰臣秀吉的爱将，当时著名的大茶人。
关东地区：常陆国分给佐竹义重、来自上野的由良国繁，以及被伊达氏灭亡而由丰臣秀吉扶持复兴的奥州大名芦名义广；下野有旧豪族那须资景、大关高增、成田氏长、宇都宫国纲、佐野房纲等等；上野有沼田的真田信之（真田昌幸之子）；安房是里见义康。
广袤的关东平原，当然不会就这几家分封势力，事实上在讨灭小田原北条氏以后，丰臣秀吉就把德川家康转封到关东地区，家康及其部下拥有上下总、武藏、相模、伊豆的全部和上野、信浓的一部分。家康本人的直辖领地多达二百四十二万石，加上麾下重臣本多忠胜、内藤信成、大久保忠世等人的封地，总石高超过三百五十万。秀吉的本意，大概是想把家康从他原有的控制稳固的骏远三、甲信等地驱赶出去吧，但没想到从此关东地区反倒变成了德川家觊觎天下的本钱。家康将主城定在江户，也就是战国中期关东名将太田道灌所盖的那座海边小城，因此后来他开设幕府，夺取天下以后，德川氏幕府也被称为江户幕府。
骏河国内受封的大名有中村一氏；远江有堀尾吉晴和山内一丰等人；三河封给池田辉政（池田恒兴之子）、田中吉政等人——这些都是丰臣秀吉的嫡系。尾张最大的大名是丰臣秀次，乃是秀吉的外甥兼养子，一度成为秀吉的继承人。
美浓有织田秀信（即三法师）、稻叶重通、贞通兄弟（稻叶一铁之子）等；飞驒是金森长近；甲斐是加藤光泰。这些都是原出织田氏的丰臣秀吉的部下。信浓封给仙石秀久、真田昌幸等人。
越后仍是上杉家的，当主上杉景胜。越中、能登、加贺的大片领地封给了丰臣秀吉的好友，在贱之岳合战中不战而走从而使柴田军全面崩溃的前田利家。此外，这一地区还有不破广纲、沟口秀胜、丹羽长重（丹羽长秀之子）等诸侯。越前主要封给织田·丰臣两代的宠臣堀秀政、丹羽长秀另外一个儿子长正，以及蜂屋赖隆、大谷吉继、丰臣秀胜（织田信长之子，丰臣秀吉的养子）等人；若狭封给秀吉的连襟浅野长政（长吉）。
靠近京都的近江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秀吉主要安排了亲信石田三成、京极高次等人。三成据说原本是近江某寺的小沙弥，丰臣秀吉还在织田氏麾下当长滨城主的时候，有一次出门狩猎，跑得累了，就气喘吁吁地停留在这家寺庙中，三成为秀吉先后上了三碗茶：第一碗量大而温，秀吉一饮而尽，觉得真是解渴；第二碗量较少，热度也高一点，秀吉几口喝干，觉得身体暖融融的很是惬意；第三碗量很少，温度很烫，秀吉小口啜饮，心情随即平静下来。通过“三碗茶”之事，秀吉觉得这个小沙弥非常有头脑，就收他在身边做了侍卫，后来主要负责民政事务，算无遗策，可谓是天才的民政家。至于京极高次，他乃是浅井长政的女婿，长政和市姬共生了三个女儿，长女茶茶（淀姬）被秀吉扯入后宫，二女小初嫁给京极高次，三女小督则是德川家康的继承人秀忠的夫人——因此高次也可以算是秀吉的连襟。
伊贺国封给大和豪族筒井定次；伊势封给氏家行广（氏家卜全之子）、泷川雄利（泷川一益之子）、织田信包（织田信长之弟）等人；志摩还是本地出身的水军大将九鬼嘉隆；纪伊留给杂贺众杉若无心、铃木重朝等人。
秀吉把大和国交给了亲兄弟丰臣秀长；和泉国封给了家臣小出秀政、吉政父子，摄津国有织田长益（即织田信长之弟有乐斋）。畿内五国是丰臣秀吉的统治中心，因此分封的诸侯很少，绝大多数领地都由秀吉直辖。
在丹波国安置了亲信前田玄以等人；丹后仍是细川藤孝、忠兴父子；但马国有川筋众出身的老臣前野长康等；播磨有家臣木下家定等；因幡有原近江豪族、秀吉大为倚重的宫部继润；备前、美作、备中的大片土地给了养子宇喜多秀家。西中国的最大诸侯仍是毛利氏，领有出云、石见、安艺、周防、长门等国，并备后和四国赞岐的一部分。天正十九年（1591年）四月，毛利辉元把主城从安艺国东北部的吉田郡山迁移到西南部海边的广岛。
淡路配置了亲信加藤嘉明、胁坂安治（“贱之岳七本枪”中的人物）；阿波给了川筋众出身的老臣蜂须贺正胜之子家政；赞岐在十河存保战死后，封给生驹亲正、一正父子；伊予较大的诸侯有毛利氏家臣来岛通总、安国寺惠琼，宇喜多氏家臣户田胜隆，以及“贱之岳七本枪”中的福岛正则；土佐一国是长宗我部元亲。
九州地区：筑前封给小早川隆景及其养子秀秋（也是丰臣秀吉妻子的外甥）；筑后是毛利元就的九男小早川秀包，以及大友氏名将立花宗茂；丰前封给了丰臣秀吉的军师、原出播磨的黑田如水（孝高）及其子长政；丰后是大友吉统等人；肥前是锅岛直茂、有马晴信、大村喜前等人，基本都是当地豪族；肥后如前所述，给了亲信加藤亲正和小西行长，此外还有个当地豪族相良赖房；日向北部是秋月种长等人，南部及萨摩、大隅仍为岛津义弘；对马给了世代镇守于此的宗氏，当主是宗义智。
【●不稳定的政权】
从各地诸侯的配置就可以看得出来，丰臣秀吉的“天下”，基本还是继承了织田信长的格局，信长在近畿地区鏖战数年，六角、三好、浅井、朝仓等强力大名都已被扫除干净，因此秀吉才可以将这些土地分给自己的部下和旧日同僚。除此以外，东中国、东四国、北九州都是秀吉亲自打下来的，他也可以放心大胆安插亲信。至于用外交手段解决的上杉、毛利等豪强，以及壮志未酬就被压缩回去的岛津、长宗我部、伊达等边远势力，秀吉没有能力将其一口吃下，就只好给张所领安堵状，保证了他们的基本利益不受剥夺。
只有德川家康是个例外，丰臣秀吉绞尽脑汁把他从老根据地里赶出去，可是被迫又封给了更为广大富庶的关东平原。没有办法，家康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打败了秀吉，人气飚升到顶点，秀吉当时为了及早从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抽出身来，被迫纯以外交压服，而没机会再打一仗来挽回面子。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要转封德川氏，以免家康坐大，但表面上还必须做出重赏家康的姿态，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自己是想给家康穿小鞋。后人不能责难秀吉将家康转封关东是给自己家族安排好了掘墓人，他当时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基于上述情况，丰臣秀吉的统一是很粗略的，国内依旧危机四伏，各方仍有庞大的诸侯势力虎视眈眈，秀吉本人只是一个诸侯霸主，而不象真正的全日本最高统治者。正因如此，秀吉不得不将很多外样大名吸纳入决策中心，以保证诸侯们的利益。
丰臣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五大老”，即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和小早川隆景（隆景死后，由上杉景胜继任），都是拥有一国甚至数国领地的强横大名。后来又设置了“三中老”和“五奉行”处理具体事务。“三中老”分别为堀尾吉晴、生驹亲正和中村一氏，“五奉行”则是浅野长政、石田三成、前田玄以、长束正家和增田长盛——这些人基本都是秀吉的亲信。
虽然只是草创的统治班底，但假以时日，相信局面可以逐渐稳定下来吧，可惜丰臣秀吉却并不敢长久地等待下去。天正十九年（1591年）八月，也就是下令武士和百姓不得互相转职的同一个月，他好不容易盼到的嫡子鹤松夭折了，年仅三岁。秀吉虽然颇好女色，妻妾无数，儿子却少，生了也总养不大。天正四年（1574年），他唯一的儿子石松丸秀胜去世，为了纪念这孩子，就从织田信长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也起名为秀胜。从那以后，秀吉再也没得到过一个亲生儿子，一直到年逾五十，已经快要绝望了的时候，侍妾淀姬——故主织田信长的外甥女茶茶（浅井长政和市姬的长女）——才为他生下鹤松，可是鹤松也还没长大就病死了，这怎能不使他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呢？
虽然按照日本传统，并不很注重血缘传承，可是白手起家的丰臣秀吉却似乎对此看得很重。况且一般没有子嗣，都会先考虑同族继承，再考虑养子或婿养子，丰臣家族人丁单薄，他的兄弟、重要助手丰臣秀长已先在当年一月过世了，秀吉把自己的天下交给谁都不放心。
丰臣秀吉这一年已经五十六岁了，古代人的寿命普遍不长，虽然有七十九岁还能提刀上阵的朝仓宗滴、活到九十七岁才咽气的北条幻庵（北条早云的末子），那终究是特例中的特例，秀吉年逾五十，随时都可能长眠不起。天下粗定，很多割据势力都只是暂时被压服而已，一旦自己撒手西去，那么丰臣氏的天下很可能一代就灭亡了。
在这种心理因素下，再加上大环境的制约，丰臣秀吉走了他毕生最大的一招昏棋。鹤松是八月夭折的，到了九月，秀吉突然下令，悍然发动了对外侵略战争。他想要向朝鲜借路，进攻明朝，因为朝鲜人根本就不理会他的通牒，于是准备首先渡海进攻朝鲜。
对于丰臣秀吉的侵略政策，当时就有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奥州会津的大名蒲生赋秀怒骂说：“这猴子简直是不死找死！”——据说秀吉长相矮小，好象猴子，因此原本织田信长就经常“猿”、“猿”地称呼他。
蒲生赋秀的愤怒代表了相当多希求稳定的诸侯的意愿，这些诸侯大多是织田信长的家臣，原本势力并不庞大，厮杀毕生，好不容易可以安享太平了，却再度要被硬拉上战场，而且一旦战败，恐怕多年积蓄将毁于一旦，这是他们所异常恐惧的。然而更多数量的大名却并不这样想，首先，跟随秀吉起家的那些将领，很多人年岁并不大，还想拼搏一番，以获取更大的功名，他们希望战争可以延续下去。
还有很多外样大名，尤以岛津氏和长宗我部氏为最，如果不对外发动战争，他们几乎就要活不下去了。曾以疾风之势席卷九州和四国的这两个家族，领地一下子就被压缩了回去，原本征召起来大量农兵无俸可发，无地可封，要在短时间内复员是不可能的。日本已经被丰臣氏统一了，他们希望可以到日本以外的地方去抢掠更多的土地和资源，来维持家族的稳定，并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所以丰臣秀吉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事实上并非他个人头脑发热，而是时势使然。如果没有大批封建诸侯和武士在背后撑腰，虽然名为“天下人”，他一个人想要逆潮流而行，也是走不通的，日本国内立刻就会叛乱四起，把他碾成齑粉。然而，对外发动侵略真的是一个好的发泄口吗？丰臣政权因此就能渡过不稳定期吗？且让咱们拭目以待……
【●侵略朝鲜】
其实丰臣秀吉的对外侵略之心，早在1586年前后就已经成形了。那一年岛津军开始疾风烈火般的北九州攻略，秀吉被迫调用四国和中国地区的外样大名联军前往征讨，他在下令给毛利辉元的时候，就要辉元在进入九州以后，还要相应做好渡海前往朝鲜的准备。
到了天文二十年（1592年）正月，侵朝远征军开始编组，三月，诸将齐集北九州的名护屋，开始渡海进攻朝鲜。因为本年十二月改元文禄，所以这场战争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文禄之役”。这一年农历是壬辰年，所以中国和朝鲜的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倭乱”。
丰臣秀吉将各地诸侯分为两个梯队，关西大名出兵员主攻，关东大名出粮饷并负责运输。正因如此，他派安插在九州肥后地方的两名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以及丰前的黑田长政等人担任先锋。天文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用千余条战舰载着总共十五万陆军，从名护屋出发，浩浩荡荡杀向朝鲜半岛。
日本西北方的对马岛，距离朝鲜东南方的巨济岛直线距离还不到七十公里，渡海本是很容易的事情。四月十三日，日军在巨济岛更东北方的大陆港口釜山登陆，朝鲜军猝不及防，稍一接触就全面溃败。
当时明朝正当万历年间，朝政虽没腐烂到极点，却已持续在走下坡路，军备还说不上废弛，但可战之兵对照如此大的一个帝国，数量也根本是不够用的。朝鲜李氏王朝的情况比之明朝更为糟糕，因为一直蜷伏在中原王朝的羽翼之下，“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国防能力。更重要的是，自从一千年的白村江水战以后，日本就没往大陆地区正式派过兵，在中朝两国的国民和朝臣心里，从来只有小股倭寇，而没有真正的日本大军。
照理说，丰臣秀吉曾经派遣对马大名宗义智等人前往朝鲜，要求借道伐明，中朝两国应该有所警惕才对。然而在朝鲜人看来，这只不过是日本的外交措辞，想要示之以威，从而在边贸上占得更多便宜而已，根本就没当一回事，更没有及时通知明朝。更有甚者，日本还派使节前往琉球，要求琉球国王称臣纳贡，琉球国王将此事上奏明朝，明朝一调查，打听到了日使到朝鲜的事情，就派人去责问朝鲜国王李昖，李昖茫然无措，只好矢口否认。
1592年是明朝的万历二十年，二月，致仕副总兵哱拜在宁夏起兵造反，朝廷派大将李如松前往征伐。正当西北用兵之际，无暇东顾，既然朝鲜国王说根本不清楚日本想侵略中国之事，文恬武嬉的明朝廷也就因此放下了心，丝毫不做防备了。
据说日军大舰队航近釜山，恰逢釜山守将郑拨出猎，立马高阜之上远远望见了，竟然丝毫不以为意，还当是日本使节前来朝贡——朝贡会随行那么大的舰队吗？于是釜山几乎不战而落，郑拨战死。小西行长所部近两万人首先在朝鲜登陆，四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第二军两万余、黑田长政率第三军一万余也踏上了朝鲜半岛。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仅仅四天时间，朝鲜东南梁山、东莱等要隘也尽皆失守。
朝鲜全国分为八道，京城（即汉城）所在京畿道以南共有三道，东为庆尚道，西为全罗道和忠清道。日军分路直进，气势汹汹地北上，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二十四日，庆尚道重要城池尚州失守，消息传来，朝鲜国王李昖惊惶失措，虽然下令整兵防御，自己却已经做好了出逃的打算。
朝鲜仓促间组织起号称八千精锐，集结在京城东南方的乌岭山，想要据险而守，然而还没等完成布防，就被小西行长快速突破了。第二道防线设在乌岭东北方的重镇忠州，忠州背靠汉江，如果失守，则京城南面就再无可以设防的要隘了。将军申昱受命整兵一万扼守忠州，结果遭到三万日军的猛攻，最终全军覆没。
面对虎狼之师，如申昱般还敢打上一仗的将领在朝鲜竟然也是少数，据说备边使李谥看到日本大军，竟然惊呼道：“今日之敌，似如神兵！”四月二十九日，李昖携其妻妾子女放弃京城北逃，由大将李阳元担任留守，然而李阳元竟然把兵器沉入汉江，然后也步了国王的后尘，逃得不知所踪。五月二日，日军不发一弹就开入了毫无抵抗的京城。
朝鲜共有三京，京城以北还有陪都开城，再北面的平安道还有平壤。日军攻陷京城后直趋开城，在开城南方的临津江初次受阻。日军伪作后退之势，引诱朝鲜军队追击，然后突然转身将其击溃，就此渡过临津江，又攻陷了开城。此后日军兵分两路，小西行长的第一军继续北上，占领了平壤，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则转向东北，攻克元山后即沿朝鲜半岛的东海岸前进，一直杀到鸭绿江边。
【●李如松受命出征】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朝鲜“三都失守，八方瓦解”，日军几乎占据了朝鲜全境。国王李昖一直逃到半岛西北方靠近中国边境的义州，然后频繁派出使节请求明朝出兵增援，而他的两个儿子——第二子临海君李珒、第三子光海君李珲——则在逃到咸镜道后被加藤清正所俘。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不仅如此，日本人还在朝鲜各地开展日语教育，进行奴化统治。五月中旬，日军各部将领在京城开会，将朝鲜八道分由八将平定：京城以南的庆尚、全罗、忠清三道交给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和福岛正则，宇喜多秀家负责京畿道，毛利吉成负责京畿道以东的江源道，北方三道黄海、平安、咸镜则交给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负责。
捷报传来，丰臣秀吉大为兴奋，狂妄地制定了继续进攻的计划，他打算先彻底吞并朝鲜，然后以朝鲜为跳板进攻明朝，把天皇迁到北京去，以周围十国（县）之地作为御用，让自己的养子丰臣秀次担任中国关白，封给百国（县）。此外，养子丰臣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统治朝鲜，另一个养子丰臣秀秋管理九州地区。日本本土，则由良仁亲王或智仁亲王接任天皇，在丰臣秀长的婿养子秀保或者宇喜多秀家两人中选择其一担任关白。等到真能攻灭明朝，统治中国，秀吉还打算继续进军天竺（印度）和南蛮——此人的白日梦已经做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日军基本占领朝鲜全境后，朝鲜人民奋起抵抗，以郭在佑、郑仁弘等儒生、官吏为首，各地义军纷起，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在埋葬义军阵亡将士尸体的时候，也不得不为敌人的勇斗而胆寒，并且由衷钦佩，题字“朝鲜国军忠心赤胆”。然而这些缺乏统一指挥的义军只能迟滞侵略者的进攻，是无法真正把日本人赶出朝鲜半岛的，况且以国王李昖为首的腐朽的统治者，也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义军将士们身上，他们认为唯一的救星只有宗主国大明朝。
明朝对于丰臣秀吉的真实意图是有所警惕的，多名大臣指出：“关白之图朝鲜，意全在中国，朝鲜为国藩蔽，在所必争。”只有兵部尚书石星等少数人认为日本蕞尔小邦，根本无力在占据朝鲜后更图东进，所以应该讲和为上。石星为此还招募了沈惟敬等人，派其入朝去和小西行长谈判。
然而虽然朝议主战，但明朝当时对日本并没有什么认识，甚至连日本国主究竟是谁，关白是多大的官，关白秀吉真实的姓氏是什么，全都一头雾水。对于日军的战斗力，朝野上下也都充满了误区，以为朝鲜军队所以一溃千里，那是因为其本身素质太差，打败这种弱旅的日本人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在这种轻敌观念的指导下，当年七月，明朝派辽东游击史儒率骑兵两千出征朝鲜，副总兵祖承训率骑兵三千随后跟进。
朝鲜多山地，地形状况和日本非常接近，利于步战而不利于骑战，明朝派出的五千援军几乎全是骑兵，扔到高山、丘陵密布的朝鲜，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且说史儒快速挺进，直趋平壤，因为道路不熟而误中埋伏，被迫对战日本步兵大军，又遭逢大雨，火器发射困难，竟然全军覆没。跟在他后面的祖承训丝毫也不接受教训，绕过日军主力，一度突入平壤城内——然而拿骑兵巷战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情，结果他被七百名日本铁砲手给赶了出来，伤亡惨重，被迫逃过了鸭绿江。
第一支援朝明军几乎全灭，消息传来，朝野震动，明朝再不敢把侵朝日军当作倭寇一般有组织无纪律的流贼了。朝议请发大军入朝，于是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备倭军务，调集兵马，准备再度入朝参战。正好这个时候，提督陕西军务、大将李如松攻破宁夏城，平定了哱拜的叛乱，于是当年十月，诏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任为防海御倭总兵官，其弟如柏、如梅为副总兵官，前往救援朝鲜。
李氏兄弟本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儿子，将门世家，能征惯战，可有一点，因为无论是在辽东打女真人，还是调到宁夏打哱拜，全都是平原作战，利于骑兵驰骋，他们对山地步兵战根本就缺乏经验。宋应昌多次写信给李如松，介绍江浙等地与倭寇步战所获得的经验，但李如松自视甚高，根本就听不进去。
明朝从全国范围内调集精锐，包括辽东兵一万，宣大兵一万六千，蓟和保定兵一万——这些都是惯于平原作战的军队，真正御倭有经验的江浙兵只有三千，擅长山地作战的五千川军也仅作为后续而已。明军武器精良，骑兵众多，如果放在大平原上，那十多万日本步兵根本不够一仗踩踏的，然而在朝鲜作战，无论兵数还是复杂地形作战的经验，明军都全然落在下风。
李如松就率领这支明军开入朝鲜，在一万朝鲜残兵的协助下，一开始进展顺利，于次年即1593年一月五日杀到了平壤城下。日本军队所以暂时败退，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首先，日军着力巩固占领地区，小西行长进驻平壤以后，主力就没有继续北进过；其次，因为进展迅速，加上去年七月史儒、祖承训的战败，使日军因胜而骄，对明朝军队丧失了警惕性。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兵粮运送不畅，迟滞了日军前进的速度。
【●平壤大捷】
天正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军在釜山登陆的时候，朝鲜水军高级将领、庆尚道右水使元均吓得屁滚尿流，竟然把军舰、武器全都沉入海底，并且解散部下。正因为这样，日本人才能毫无阻碍地将后续兵员和武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朝鲜战场。好在朝鲜水军将领并不全都象元均那样无用，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就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成为中流砥柱，也是壬辰倭乱中朝鲜方面唯一值得一提的名将。
1592年五月四日，李舜臣、全罗道右水使李亿祺在巨济岛和元均会合，商讨战斗方略。七日在玉浦、八日在赤珍浦、二十九日在泗川海面、六月二日在唐浦，李舜臣都打败了日本水军，甚至连鼎鼎大名的“海贼大名”九鬼嘉隆都差点成为他刀下之鬼。李舜臣用兵机动灵活，神出鬼没，经常集中力量以多击少，日军的海上运输线路因为他的骚扰几乎陷于瘫痪。
五月二十九日的泗川海面之战，朝鲜水军所遭遇的乃是丰臣秀吉的爱将龟井茲矩，担任水军先锋之职。这个龟井茲矩原是尼子氏的遗臣，后来归附秀吉，他听说敌将乃是李舜臣，不敢在水面上硬拼，被迫弃舟登岸，展开半月形阵势引诱朝鲜军进攻。李舜臣不为所动，掉转船头退去，茲矩以为有隙可乘，再度登船追击，结果被李舜臣杀了个回马枪，日军大败亏输，茲矩带箭而逃。
六月二日在唐浦，这两个对头再次相遇，结果龟井茲矩所率的二十一艘军舰全数覆没，李舜臣还缴获了丰臣秀吉赐给茲矩的金扇，以及军队花名册和编制表。七月八日在闲山岛附近，李舜臣再获大胜，击沉日舰七十三艘，丰臣秀吉的亲信、“贱之岳七本枪”之一的胁坂安治仅以身免。
朝鲜水军越战越勇，尤其李舜臣根据传统舰式所改进的“龟船”，更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龟船吃水深，下置两排浆手，上面包有铁皮，乍一看好象是大海龟似的。龟船最利于近海作战，装甲防护高，移动灵活，速度也很快，日本的大安宅船在龟船面前仿佛行动笨拙的巨兽一般，被无数海龟碰撞撕咬，很快就丧失了战斗力。
日军海上运输线路被李舜臣卡断，七月十五日，丰臣秀吉被迫派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三奉行下令给仍在北九州集结的各诸侯军队，让他们延期渡海。他这一延期不要紧，前方的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不由叫苦连天，他们粮草日益不济，后备兵员又得不到补充，很快就陷入朝鲜义军的包围，处处挨打，应接不暇。
十月四日，细川忠兴率领两万日军包围了庆尚道南部被朝鲜军夺回的晋州。城内只有三千二百兵马，城外应援的也只有两千义军，竟然打得两万日军损失惨重，被迫于十日撤围而退。加藤清正、细川忠兴等人因此对石田三成这些呆在后方的奉行恨得牙痒痒的，认为是他们在丰臣秀吉面前进了谗言，这才导致后援不继——这一事件，越发加深了丰臣家中文治、武断两派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丰臣氏的灭亡。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1592年七月以后，日军就已经彻底陷入了朝鲜这个泥沼中无法自拔，小西行长被迫和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派来的使者沈惟敬接触，商议和谈。沈惟敬本是浙江商人，长年从事对日贸易，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因此才被石星看重，给了他一个神机营游击将军的头衔，派他入朝谈判。
传说沈惟敬和小西行长经过磋商，议定以大同江为界各自退兵，大同江以东归日本，以西归朝鲜——这就相当于把朝鲜三都中除平壤外的两都，八道中除平安道外的七道，将近五分之四的土地都拱手让给日本人了。这个中朝两国都不会接受的协议，沈惟敬最终没有通报上去，因为防海御倭总兵官李如松受命统率四万余大军救援朝鲜，他一心主战，就把沈惟敬扣留在了军中。
次年就是万历二十一年，也即日本的文禄二年（1593年），李如松突破了本就防备力很弱的日本北线兵马，于元月五日杀至平壤城下。当时驻守平壤的日军乃是小西行长的第一军，所部一万五千人，虽是精锐，此刻却已疲乏不堪。
在宋应昌的建议下，李如松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留下东路由日军撤退，但在沿途部下了埋伏，想要一举歼灭小西行长所部。明朝军队中配备有虎蹲炮、佛朗机等重型武器，一声令下，炮声震天动地地响起，这是日军所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在日本战国时代，铁砲本是昂贵的兵器，大筒（大炮）更非寻常诸侯所能购买得起，如此规模的大炮齐鸣，日军瞬间胆落。
然而终究是在战国乱世中厮杀出来的军队，日本武士人人奋勇，冒着满天乱飞的炮弹、枪子和箭矢，仍然坚守了整整两天。激战中，李如松的坐骑被日军铁砲击中毙命，其弟如柏的头盔也中了一弹。对战到一月七日，平壤南面的芦门首先被明军攻破，日军这才全面崩溃。
且说负责攻打芦门的乃是去年的败将祖承训，他让部下都打着朝鲜人的旗帜，伪装成朝鲜官兵。日军素来轻视朝鲜官兵，因此没有在芦门附近部署主力，等到发现那乃是战斗力很强的明军的时候，已经被明军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了。随着芦门被破，含谈、普通、七星等各处城门也被明军陆续攻克，小西行长被迫于当夜率残部出城东走。
按照宋应昌的计划，在日军东退的沿途布下了朝鲜伏兵，足以将败逃的日军全歼，并且捉住或者打死小西行长。然而因为明军硬攻平壤城损失很大，李如松就临时把这些伏兵调回来协助进攻，结果小西行长快速渡过结冰的大同江，李如松仗着骑兵众多于后掩杀，却只多杀伤了数百人而已。
〔倭寇的问题〕
一般认为在明朝中后期，日本因为战乱频繁，有大量失去主家的流浪武士流向海外，靠抢掠为生，就形成了倭寇，倭寇多次侵扰中国东南沿海，最终被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剿灭。然而真实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倭寇之祸始于元朝，而不是明朝中后期。忽必烈攻打日本失败以后，两国的官方往来断绝，走私贸易却更为频繁，而既然走私是被元朝所严禁的，日本私商们为了避免被逮捕，就必然要招募武装，携带武器。史书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日本船开到四明，请求贸易，船上兵器齐备，元人恐惧；大德十一年（1307年），倭人焚烧庆元；至大二年（1309年），倭人以所带硫磺等物焚毁明州都元帅府、录事司及官署，附近居民几乎都被烧死和杀光。
倭寇开端于元朝初期或者中期，到了末期，因为天下大乱，倭寇的侵扰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明朝建立以后，太祖朱元璋曾经派使者前往日本，要求严禁倭寇，可是当时正值南北朝乱世，室町幕府和吉野朝廷谁都没精力管海外的事情，最终气得朱元璋干脆和日本断交。其后日本国内渐趋和平，足利义满向明朝称臣，双方开始了勘合贸易。不过勘合贸易限制太大，得利虽多，能摊上这种利益的人却少，于是很多大名、寺社仍然支持走私，甚至假打勘合贸易的旗帜，并在得不到贸易机会的时候，干脆大肆抢掠，免得白跑一趟，赔了本钱。这种情况在进入战国时代后日趋频繁和激烈，一方面大名和寺社因为打仗而更需要用钱，另方面也有大量无主的浪人可供他们雇佣。所以说倭寇都是浪人，那是不确切的，其实浪人背后都有封建势力做靠山。
更进一步来说，其实明朝中后期骚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沿海的所谓“倭寇”，其中占主体的往往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因为明朝严禁出海贸易，使得很多私商假冒倭寇走私甚至是抢劫，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五峰船主”王直。
王直在日本是个传奇人物，被称为“净海王”，因为他势雄财大，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了中日间的走私贸易，连日本人也都畏之如虎。说王直勾结倭寇是不确切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倭寇，说王直是汉奸也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不是勾结日本人，而是雇佣了大群日本浪人甚至封建大名的武装为他效力，“八幡海贼”之类，其实都曾经当过王直的下属，是帮他咬人的恶狗。
倭寇所侵扰的区域，其实并不仅仅中国东南沿海，也包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地，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问题。对于这种国际问题，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即便最终王直被明朝政府逮捕，斩首示众，也只能使东南沿海略微太平一段时间而已。这个问题必须从内部去解决，一方面日本结束战国乱世，迈入了和平的江户幕府时代，无主无业的浪人越来越少，另方面中国经过明末大乱后，在清朝前中期国力达到鼎盛，在这两个条件的影响下，倭寇之祸才算最终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