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梁海战】
庆长二年（1597年）二月，丰臣秀吉调集了十四万大军，第二次大规模侵略朝鲜，这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庆长之役”。
因为“永禄之役”实际上的失败，日本人吸取了部分教训，重新调整战略部署。首先，丰臣秀吉实施反间计，运用散播谣言等方法，使朝鲜李朝解除了李舜臣的职务，并将其逮捕下狱——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朝鲜朝廷一定会为这种愚蠢行为付出代价，然而可怜的是，无辜的朝鲜人民也被迫要遭到同绑连坐。
七月十五日，以“海贼大名”九鬼嘉隆为首，庞大的日本舰队偷袭了停泊在漆川岛的朝鲜水军。此时双方仍处于停战状态，加上接替李舜臣指挥舰队的又是元均那个彻底的无能之辈，竟然误以为远远驶来的是日本的运输船团，等遭到猛烈的攻击，再想抵抗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朝鲜水军几乎全部覆没，日本人就此掌握了制海权，随即运送大量物资和兵源在朝鲜半岛登陆。
而在明朝方面，自从去年谈判破裂以后，对于日军随时可能发动突然袭击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当年元月，朝鲜国王遣使入明，因为日本军队长期占据朝鲜沿海釜山等地，而请求明朝再次出兵，将其彻底驱逐出去。于是二月间，明朝再起援朝之议，任命麻贵为备倭总兵官，开始集合人马，整备物资。三月，又任命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以侍郎邢玠代替石星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协同御倭。
从这些人事安排来看，明朝并没有汲取第一次援朝战争获得惨胜的教训，邢玠等人的能力比宋应昌要差很多，而麻贵无论经验还是威望，也都比不上李如松，更重要的是，主要准备调动的仍是蓟辽等地善于平原作战的部队。
不过杨镐上任以后，立刻就给丰臣秀吉发了一道咨文，就其内容来看，明朝对日本的内情比过去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咨文中嘲笑并且警告秀吉说：“你已经六十多岁了，还能再活几年？你的儿子还不到十岁，要靠谁来辅佐？听说日本列岛的酋长们都在等待时机，好趁机起兵报仇，一旦祸起萧墙，加藤清正等人也会个个都想当国王，谁肯屈居于你之下？将来又有谁肯屈居你儿子之下？”
然而这时候，丧心病狂的丰臣秀吉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他只能孤注一掷。朝鲜水军覆没以后，日本陆军立刻分兵两路北侵。左路由宇喜多秀家做主将，以小西行长为先锋，率四万九千人沿宜宁、晋州一线向全罗道挺进，目标是重镇南原；右路军由毛利辉元做主将，以加藤清正为先锋，率六万四千人沿密阳、大丘一线指向全州。日军步步为营，到处构筑日本式的城砦，以扼杀各地层出不穷的朝鲜义军。
日军的目标是稳固地占领朝鲜南部四道，然后左右两路大军合围京城。听闻日军开始行动的消息，朝鲜朝廷这才慌了手脚，匆忙于七月二十二日把李舜臣从狱中放了出来，但仍不让他官复原职，而要其“白衣从军”，戴“罪”立功。李舜臣集合漆川岛海战中残留的舰船，只剩下十二艘而已，于是他暂时蛰伏，重新整合扩充兵力，寻找时机再进攻日本水军。
日本陆军进展顺利，左路军先后攻克泗川、南海、光州，一直杀到南原城下。此时防守南原的只有明军和朝鲜官军各三千人，主将为明朝副总兵杨元，坚守数日后，杨元见损失惨重，遂弃城而走。南原西北方就是重镇全州，守备全州的明将陈愚忠见南原失陷，也立刻向北撤退。此后不久，日军又攻陷了忠清道的金州、公州等城。
就这样，开战仅仅两个月，朝鲜南方的全罗、庆尚、忠清三道就全部丢失了，京城再度裸露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然而就在这一危急时候，扭转战局的仍是天神一般的大将李舜臣。
李舜臣重整朝鲜水军的基地，是在半岛最西南端的右水营，由此地再往西南，通过一道狭窄而水流湍急的海峡，就是珍岛，这道海峡就称为“鸣梁”。日军在得知这一情报后，就于九月初派出以藤堂高虎为主将的三百三十余艘战船，并两万陆军，准备趁鸣梁涨潮的时候快速突入，全歼朝鲜水军。
李舜臣早趁退潮的时候，派人在海峡中设置了铁索和木桩，以迟滞侵入敌军的进退速度。等到十六日日军攻来，他先将许多民船伪装成战船，排列在水营后面以迷惑敌军，然后亲率那十二条战船出而诱敌。一番大战，两艘日舰被击沉，日军主力直到退潮时候也没能靠近朝鲜水营。潮水向东退去的时候，日舰无法前进，原地打转，李舜臣趁机发起猛攻，先后击沉被铁索和木桩拦住的三十多艘日舰，击毙日军四千余人。连三岛水军的大将得居通年、来岛通总兄弟也中箭而亡——通总是这场战争中唯一被击毙的日本大名。
因为鸣梁海战的败北，加上明朝大军也已开入朝鲜战场，日军被迫放弃了合围京城的计划，收缩防线，后退到东南沿海的蔚山等地固守，打算熬过漫长的冬季，等到春暖花开再发动新一轮的进攻。
【●蔚山之败】
明军第一支开到前线的部队是副总兵解生所率的两千人，九月七日到达了稷山。稷山在忠清道重镇忠州西北，距离忠州大约是距离京城距离的二分之一，可谓京南的门户。解生在稷山附近遭遇日本黑田长政和伊达政宗的一部兵马，激战中，杨登山等人也率援军赶到，将日军击退。同一时间，进攻青山的日军也被明朝参将彭友德战败。
日本水军在鸣梁海战中惨败于李舜臣之手，陆军经过稷山、青山两战，虽然损失不大，但挫动锐气，被迫纷纷后撤。冬季到来的时候，日军大都退至朝鲜南部沿海，凭藉预先构筑的日式城砦，打算严密防守，积聚物资，熬至明春再发动新的攻势。当时其基本部署是，由西向东，小西行长在顺天，岛津义弘在泗川，黑田长政在梁山，加藤清正在蔚山。
为了打破对峙的僵局，明军策划发动了蔚山战役，准备先击垮位于最东北方的加藤清正，然后再将剩余敌军各个击破。这一策略本来颇有道理，然而入朝的明军总兵力不过七万余，要对付超过十万的日本陆军，必须集中兵力击其一部，争取快速将其吃掉，可惜杨镐用兵却并没有那样雷厉风行。
当时杨镐、李如梅率左路军，麻贵、李芳春率右路军，高策明率中路军，三路合围蔚山，总兵力三万余。当时蔚山守敌兵力不过五千上下，大概杨镐认为以三万对五千，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吧。
十二月二十三日，战斗正式打响。明游击摆寨首先率三千精骑前往诱敌，随即斩杀四百余人，突进攻克了蔚山。加藤清正被迫后退到地势更为险要的岛山，连夜筑就三砦，抵抗明军的进攻。此时日军后无退路，抵抗得极为顽强，相反，杨镐则分明显得决心不足，深怕损失过大，于是打打停停，迁延日久。仗打到次年（1598年）一月四日，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岛津义弘等将率援兵赶到，前部一万三千人绕至明军侧后方，杨镐大惊失色，首先驳马落荒而逃，麻贵看到主将撤离，也立刻退兵，牵动全军，败得难看无比。
蔚山之战，日军损失近万，明军则估计在两万上下，辎重物资全都抛散。杨镐一口气逃回京城，越想越是担心，竟然和邢玠合谋串通，向北京发了大捷的伪报，并且声称明军损失只有百余人。
杨镐麾下的赞画主事丁应泰听说吃了败仗，跑去找杨镐，问他该怎样处理善后事宜，杨镐不但不自责，还拿出宰辅张位、沈一贯写来的信给丁应泰看，神情非常得意。原来杨镐在出征前父亲死了，按礼法本该回家守丧，但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就“夺情”派他来朝鲜指挥战斗。宰辅们都觉得对不起杨镐，准备颁旨奖勉，旨意还没有下，张位、沈一贯等人先写信来通知他这件事。杨镐的这副嘴脸使丁应泰恶心透了，于是愤而上书，把明军战败的真实情况汇报给朝廷。万历皇帝怒不可遏，当场就要下旨砍杨镐的脑袋，多亏首辅赵志皋的保护，才暂时免去杨镐职务，改由天津巡抚万世德代为经略朝鲜军务。
万世德还没上任，此时身在朝鲜的明朝最高统帅是兵部尚书邢玠，这个人还算有点头脑，他知道兵力不足是无法打垮日军的，于是急忙从江南招募水军，通过水路又运来了大批兵马。1598年二月，都督陈璘率广东兵、刘綎率四川兵、邓子龙率浙江兵，陆续赶到朝鲜战场——这些都是惯于山地步兵作战的劲旅。
这个时候，日军的部署是分为三路，东路为蔚山的加藤清正，中路为岛津义弘据泗川，西路为小西行长，占据粟林、曳桥等地，行长配下水军往来三处联络支援。相应日军的三地拒防，邢玠也将明军分为三路，东路麻贵、西路刘綎、中路李如梅（后以董一元代之），加上陈璘所率水军，各守防区，相机进剿。
从蔚山之战以后，日明双方都暂时丧失了发动大举进攻的能力，因此一直对峙了大半年。直到当年九月，邢玠认为部队休整得差不多了，于是指挥水陆大军全面挺进。他的计划是各部齐头并进，使得日军不能互相支援，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蔚山之败的悲剧重演。然而明军总数此时仍比不上日军，再分兵而进，还有机会对敌军任何一部造成重大打击甚至是歼灭吗？
【●露梁海战】
咱们分路来说，首先是西路军的刘綎，所部两万余人逼近小西行长的营垒，首次进攻就斩敌九十二人。陈璘率领水军也来协攻，击沉行长部下舰船百余艘，打了个大胜仗。然而随即行长暗派千余精锐从侧翼攻击明军，刘綎吃了大亏，朝后败退，连陈璘受他的连累，也被迫弃舟登岸而走。
东路麻贵所部三万，杀至蔚山。加藤清正还没从年初的大战中缓过劲来，一开始被明军打得左支右拙，但他随即假装退却，引诱麻贵进入预先布设了伏兵的空砦，一声号响，伏兵四起，麻贵也只好掉头就逃。
中路董一元打得最好，他所部一万五千人攻克晋州，随即乘胜渡过南江，连续取下两座日砦，直插岛津义弘的大本营泗川。经过一番激战，义弘在泗川构筑的城砦也被明军攻克了，他被迫退到海边，凭藉新砦艰苦防守。“岛津”的发音为“西妈兹”，当时写作“石曼子”，因为义弘能征善战，所以中朝军民都称其为“鬼石曼子”——这位鬼石曼子，这一日差点就真的变成了明军刀下之鬼。
岛津义弘的新砦三面临江，一面通往陆地，就算这一面也挖了深深的战壕，并且灌入海水，可谓是金池汤城一般。此外，砦子周围的水面上塞满了战船，并且左右各筑一砦，名为金海、固城，以为犄角之势。
十月，董一元对新砦发起了总攻，首先发射大炮打碎砦门，明军奋勇冲上，拔起周边的栅栏，眼看就要攻进砦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董一元的本营中不慎失火，点着了贮藏的火药，立刻火光冲天，烟焰腾起。岛津义弘抓住这个大好机会，亲自领兵冲杀出去，同时固城的援兵也从侧翼杀到，明军大溃，一路逃回晋州。
营中失火云云，应该不是董一元战败的主要原因，明军数量本就不如日军，一开始靠着锐气连战连胜，但锐气是不可能过于持久的，一旦锐气受挫，同时遭受到正面和侧翼的敌军两面夹击，董一元就算是千古名将，也很难再挽回败局了。这就是邢玠三路分兵的弊端，如果只以两路牵制敌军，而将主力聚于一路，尤其是聚于董一元这一路，大概早就把日军的一部给彻底吃掉了。终究蔚山之败不是败在日军的增援，而是败在杨镐的攻势太缓，明明占有绝对优势，竟然一连十天都拿不下岛山，师老兵钝，敌人增援一到，自然溃败——邢玠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败报传到北京，万历皇帝大怒，命令当场斩杀两名游击以正军法，让董一元等人戴罪立功——其实董一元本人倒是颇为冤枉的。就在这个时候，福建都御史金学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一条惊天动地的情报，他立刻上奏朝廷说：“丰臣秀吉已经去世，各部日军正打算从朝鲜撤退，如果不趁此机会予以重创，恐怕等其国内稳定后还会再来。”于是明廷立刻下令邢玠火速进兵，不得迟误。
当年十一月，各路明军再度南下，果然发现日军正在陆续上船撤回国内。邢玠急命陈璘等将配合李舜臣的朝鲜水军遏阻日军撤退之路，陆军麻贵等部从后追击。日军的原计划是全都后撤至巨济岛，然后陆续登船回国，然而被中朝水师所阻，退得艰难无比——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最后的露梁海战。
当时岛津义弘、立花宗茂、宗义智等人率一万余兵马，乘坐舰船五百余艘，进入连通朝鲜中南部大陆和南海岛的海峡——露梁，准备前往增援巨济岛，协助撤离。中朝水军事先得到情报，于是在此地设伏，先锋是陈璘的副将邓子龙。这位邓子龙年逾七旬，却性格豪迈，武艺娴熟，一点也不弱于少年人，他率三巨舰首先对日军发起进攻，并且亲将三百壮士跃入日船，奋勇杀敌，所向披靡。
战斗是在十一月十二日午夜时分打响的，正在恶战的重要关头，突然友舰误发火器，点燃了邓子龙所跃入的日舰，眼看船中火起，李舜臣急忙乘船来救，却不幸被日军的流弹打中，慷慨殉国——顺便提一句，李舜臣真是死得其所，他如果活到战后，那个专会自毁长城、鸟尽弓藏的朝鲜李氏王朝，还不知道会怎样对待他呢！
随着李舜臣的战死，老将邓子龙也终于倒下了。此时陈璘主力舰船已到，副将陈蚕、季金从侧翼夹击，杀得日军大败亏输。岛津义弘最后只率五十艘战船突围而去，其余日舰全被击沉，兵将死伤大半，残余逃到岸上的，也都被从陆路杀来的刘綎等部歼灭。此次援朝抗日战争中，可以称得上真正大捷的，也就只有李舜臣的鸣梁海战和这次露梁海战了，惨胜的平壤大捷等等，根本都排不上号。
战争在十二月份正式结束，日军败兵陆续突围遁回国内，小股残余藏入乙山，因为崖深道窄，明军不敢入内搜索。还是陈璘胆大，半夜潜入布置好火器，等天亮了枪炮齐发，日军吓得落荒而逃，陈璘从后追击，没有放走一个。
【●枭雄的往生】
纵观整个抗倭援朝战争，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大致为一比一。明军胜在装备精良，败在主帅无能，将骄兵惰；日军胜在数量较多，素质较高，虽无统一指挥，但矛盾重重的各部间配合也还没出什么大问题，败在后勤运输跟不上。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日本发动的是非正义的战争，不得天时、地利、人和。这不是老生常谈的空话，李朝虽然烂到了极点，日军的残暴却更使朝鲜百姓深恶痛绝，日军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持不合作态度，甚至义军蜂起，搞得日军四下扑火，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本来后方的粮草就已经运不上来了，在占领区征粮又是千难万难，空着肚子可怎么打仗呀？日军被迫到处抢掠，所造成的后果是朝鲜百姓都把粮食藏了起来，并且义军的势头燃烧得更旺盛，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日军不败，当真是没有天理了。
而对抗这样一支虽然悍勇顽强，却不得天时、地利、人和，仿佛一个陷足沼泽中，无法闪展腾挪的彪形大汉般的军队，明朝大军竟然屡次战败，就算打胜也多是惨胜，这实在是很丢脸的事情。抗倭援朝战争最终是中朝联军取得了胜利，但并不能因此就吹嘘说我天朝军队如何强大，真正强大的军队不会打得那么难看。
明军所起的作用，其实仅仅能够保住朝鲜北方四道，以及竭力阻止日军向北挺进而已，只要不改变基本战略，不替换有能力的主帅，或者不继续增兵，明军根本就没有实力把日军彻底击垮。最终打垮日军的是日军自己，是丰臣秀吉的骤然辞世，以及李舜臣将军所部朝鲜水军的力量——在李将军面前，什么八幡海贼，什么三岛水军，什么铁甲船，都如同草芥一般。
拉回来说，丰臣秀吉死于庆长三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凌晨，地点是在伏见城本丸的内室中。于是五大老开会商议后事，派遣德永寿昌、宫木丰盛等人渡海前往朝鲜的泗川，宣读秀吉遗命，要求各路日军即刻撤退回国。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小西行长、岛津义弘、立花宗茂等人最后离开釜山，回归日本，标志着持续了整整七年的侵朝战争的全面败北。
秀吉的辞世句是：“如露降生，如露消逝，此即吾身。难波（指大坂城）之事，梦中之梦。”虽为人生无常的慨叹，却态度平和，没有张惶颓唐之感——虽然生前有来自朝鲜的败战消息，生后儿子尚幼，不知终将如何结局，但身为茶人的秀吉在其最后一刻，心态或许从一名独裁者回归为一位艺术家了吧。他若能以如此心态以对千利休，利休不会死，而秀吉也不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可叹，更复可鄙。
侵朝战争使得本就还处在草创期的丰臣政权千疮百孔，秀吉一死，各方面矛盾立刻激化起来，首先是文治派和武断派的斗争。丰臣氏家臣团中这两个派别，最早是基于出身地域的不同而分化的：秀吉跟随信长从尾张崛起，最初只领俸禄，没有封地，蜂须贺正胜、浅野长政、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浓尾武士专一唯力为视，只知打仗，不知其它；其后秀吉受封近江长滨，加封播磨姬路，所收取的江州、播州和其它畿内、西国武士日益增多，代表性人物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增田长胜等，多为内政人才。这两个地域集团因家臣团内部的利益瓜分不均而逐渐对立，同时也逐渐膨胀，最终变成了俗谓的文治、武断两大派别。
在武断派臣僚看来，提枪上阵、破敌建功才是武士的本分，后勤生产不是不重要，但躲在后方的吏僚永远不该和前线将士平起平坐。而在文治派臣僚看来，天下已经平定，乱世须用武人，和平时代则该重视内政，那些武夫大老粗还是趁早退役回封地上吃安生饭去吧，不必插手今后的政治。就秀吉本人来说，他无疑是支持后者的。
丰臣氏具备很浓厚的文官色彩，其实把专管打仗的侍大将和专管内政的奉行严格区分开来的做法，始自织田信长，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秀吉则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加上丰臣氏名义上是直接从属于天皇朝廷的公家政权（首脑是贵族的关白而非武家的将军），因此文官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就越发突出。不过天下仅止粗定而已，仍有很多外样大名雄踞一方，虎视眈眈，秀吉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对于家中两派的争斗，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没有彻底地削弱武断派的力量。
没等矛盾彻底解决，秀吉就撒手西去了，留下了好大一个烂摊子。侵朝战争的时候，大量武断派将领在朝鲜半岛上饿着肚子浴血奋战，而文治派吏僚大坂和名护屋两头跑，为了筹措军粮搞得焦头烂额，日子也不好过。人从来都只会看到自己的难处，很少顾及他人，这些日本武士也是如此。武断派认为自己被文官们出卖了，战争打不赢全是后勤跟不上所造成的；而文治派则认为武将们作战不力，让李舜臣的水军纵横驰骋，我们好不容易筹划的军粮全被半道劫走或烧尽。再加上本属文治派的小西行长欺上瞒下，石田三成等奉行在论功行赏时又偏袒行长，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这场好戏，老奸巨猾的德川家康全都看在眼里，乐在心头。
【●家康的阴谋】
当时全日本最大的诸侯就是德川家康，家康及原出骏、远、三、甲、信的他的家臣们的封地，加起来竟有二百五十万石之多，而丰臣氏的藏入地（直辖地）才不过二百三十万而已。当然，秀吉并不专以土地为念，他依仗的是坚城大坂、大坂城中所藏无数珍宝和黄金，以及京都、伏见、堺等重要都市。这种策略本没有错，但是有些超前，全日本还没有真正稳定下来，土地，以及由土地而生的粮食，由粮食而生的士兵，仍是第一重要的资源。
当然，如果加上出身丰臣氏家臣团的那些大名们的领地，将近日本之半，是无人可以撼动的。只是秀吉白手起家，他和家臣们还并没有形成世代主从、牢不可破的关系，家臣们效忠的对象只是秀吉一人，而非暴发户丰臣氏，当秀吉去世以后，主从之间很可能产生裂痕。这和家康不同，以三河武士为主的德川氏家臣团内部同样矛盾重重，但他们同时都牢牢团结在松平·德川氏这个主家周围，离心倾向并不严重。
不过当时形势终究和战国时代不同了，有了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天下共主，任何战争都会引发天下之战，把周边所有诸侯都卷进去。所以德川家康虽然拥有最多的土地，最强的兵源，却并不敢轻举妄动，他要等待时机，等待因丰臣氏家臣团内部矛盾而引发的天下大乱，才好混水摸鱼。
且说秀吉遗命，传位给年幼的儿子秀赖，于是秀赖及其母淀姬就成为丰臣政权新一代的核心人物。淀姬本是浅井长政和织田氏市姬之女，出身近江，因此与近江系的石田三成等人关系密切。秀吉老年得子本就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因此后世有谣传说，其实秀赖是淀姬和三成私通所生——虽是无中生有，料非空穴来风。
而秀吉的正室北政所则出家隐居去了，并且后来还把她在大坂西之丸的宅邸让给了德川家康——后世因此又有北政所和家康曾有盟好的谣言产生，不过考虑两人的年龄，那比说淀姬和三成有一腿更不靠谱。
事实上，三成等文治派官僚本就居于丰臣政权的核心地位，秀赖年幼，诸事都由其母淀姬决断，三成因此和淀姬来往密切，本是理所当然之事。文治派希望天下安定，则他们可以压制武断派，长居政权中枢，所以牢固地团结在幼主秀赖以及秀赖的代言人淀姬身边。后世或者诬三成为野心家，或者捧其为旷古忠义之士，其实不管个人的道德品质究竟如何，他都是无法违逆集团利益而单独行事的。
而在北政所看来，丈夫已经去世了，那个居住在大坂本丸里的幼儿和他母亲，其实完全和自己毫无关系，她更担心的反倒是从小如同己出般养育长大的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会不会在政治斗争中遭到文治派的迫害。北政所认为有足够实力制约三成等吏僚的只有德川家康，因此她向家康示好，同时也指示加藤、福岛等人唯家康马首是瞻。
就这样，文治、武断两派的斗争，逐渐演化为三成和家康两人间的斗争。家康惯于后发制人，他首先挑起事端，要敌人自己送上门来。
秀吉临终前留下遗训，禁止各大名间非经丰臣政权允许的缔结婚姻和交换人质，而身为“五大老”首席的德川家康却似乎是急不可耐地打破了这一禁令，在秀吉死后不久，就亲自或者指示麾下大名和伊达、福岛、加藤、蜂须贺等家族商定了婚姻关系。三成对此行为怒不可遏，但他自知实力单薄，无法和家康正面相抗，于是扛出了居“五大老”次席的前田利家，各派使者前往质问家康。
其实家康本以为他真正的敌人是利家而非三成。对于那些并不懂得打仗，在政治上也说不上老练的文治派吏僚们，家康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他最担心的是与自己同列“五大老”的几个大诸侯。“五大老”中，毛利辉元和上杉景胜都是智谋有限的二世祖，宇喜多秀家更不过一个孩子而已，只有老将前田利家堪与自己一搏。况且，前田家的年贡近百万石，也是势力仅次于德川氏的大大名。
庆长四年（1599年）正月，在丰臣秀吉去世四个月后，丰臣秀赖母子从伏见移居大坂，随即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等联署书状，谴责德川家康的专断妄行。家康口头表示歉意，说往事无法更改，日后则将按规定而行。本来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托辞，然而利家终究年纪老迈，自知不久于人世，并不想临终前还赶上一场全日本的大动乱，于是在细川忠兴等大名的调解下，二月二十九日，他抱病前往面会德川家康，双方交换了誓书。
风波暂时平息下去了。到了当年的闰三月，前田利家终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利家出身尾张，和丰臣秀吉交情甚笃，因此在福岛正成、加藤清正等秀吉小姓出身的大名，以及细川忠兴、浅野幸长（浅野长政之子）、黑田长政等秀吉部下的第二代大名看来，那是如同叔父一般的存在。利家在世的时候，以其威信和与浓尾系诸侯的亲密关系压制着武断派，不让他们闹事，而当利家一死，这些武夫们立刻就跳了出来，加藤清正、福岛正则、黑田长政、藤堂高虎、加藤嘉明、浅野幸长和细川忠兴等七将冲入伏见城，扬言要杀掉擅权误国的石田三成——据说当时三成正在伏见前田邸中参加利家的葬礼。
这简直是让家康欲哭无泪的事情。他的目的不是铲除三成，而是颠覆丰臣氏，自己掌握天下，而只要三成这个靶子还在，他就有机会分裂丰臣氏家臣团，把武断派笼在自己手中，如果三成真的被杀了，那些武断派诸侯还有可能听命于自己吗？
三成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他聪明地逃到了伏见城家康的宅邸中。家康当然不能杀死三成，更不能把三成交给闻风而来的福岛、加藤等人，他亲自出面，讲了一段“穷鸟入怀”的大道理，把那些武夫们给劝了回去。
随即，家康就以私斗为名，勒令回归本城佐和山的石田三成隐居，他自己入主大坂西之丸，开始掌控整个天下。家康此时的目标仍是雄踞北陆的前田家，他找个藉口下达了讨伐令，矛头直指前田利家的继承人利长。
【●《直江状》】
家康所以能够坦然进入大坂城，主持政务，乃是因为原本居于大坂、作为丰臣秀赖师傅的前田利家故去了，而代替利家成为“五大老”之一的其子利长在家康的劝说下，于当年八月离开职守，回归领国加贺。九月九日，家康率领群臣前往觐见秀赖，恭贺重阳佳节，据说就在这一天，“五奉行”中的增田长盛、长束正家二人前来密报家康，说前田利长、浅野长政、大野治长、土方雄久四人有刺杀家康的图谋。
最终证明这是诬告，然而诬告的起因却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石田三成离间家康和利长的关系，想要引起两雄相争，从而削弱外样大名的势力。不过从结果来看，这个假消息也很可能是家康本人放出去的。
家康勒令浅野、大野和土方三人隐居，然后召集留守大坂城的各方大名，下令讨伐前田利长，先锋择定为加贺小松藩主丹羽长重（丹羽长秀之子）。年轻气盛的利长闻报怒不可遏，立刻也整兵备战，誓要与家康一决高下。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黑田长政却在此时居间调停，最终把双方都按回了谈判桌前。与其他武断派大名不同，长政似乎从秀吉去世的那天开始，就认定了天下大势必将归于家康一边，因此他所有的举动都对家康有利，甚至很可能直接是为家康所授意的——挑起对加贺藩的战争其实是不明智的举动，开战的理由很牵强，而毛利辉元、上杉景胜等大老也不会跟随家康的脚步，很可能作壁上观，甚至转而相助前田氏。此战若开，胜负实在很难预料。
于是，在黑田长政的劝说下，前田利长派重臣横山长知、有贺直政前往大坂城，向家康提出申述，表明自己绝无与家康为敌的意思。于是家康解散了讨伐军，但同时命令利长把自己的母亲送往江户去做人质。
讨伐前田利长是打着维护丰臣氏天下安泰的旗号，然而作为处罚手段的人质交送，目的地却不是丰臣政权的统治中心大坂，而是家康自己的主城江户，这是为了混淆天下人秀赖和秀赖最高辅佐者家康的主从关系。对于前田家来说，如果答应这一要求，无疑是从德川家的同僚降格为德川家的从属，如果断然拒绝，则战事必将无可避免。
传说前田利家的正室，也是利长的生母芳春院，乃是豪爽不让须眉的奇女子，她主动向身为一门总领的儿子提出，愿意接受家康的无礼要求，只身前往江户。战国时代的女子没有主家的概念，她们的父兄、丈夫、儿孙才是自己的主家，为了保住父兄、丈夫、儿孙的性命以及他们所在家族的安泰，芳春院并不在意以年近六旬之身去做别家的人质。因为芳春院很清楚，年轻识浅的儿子利长，怎么也不会是老狐狸家康的对手。
就这样，加贺百万石臣服在德川家康的麾下。于是家康转移视线，开始寻找第二个必须干掉的强劲对手，他挑中了“五大老”的末席、会津若松大名上杉景胜。
上杉景胜是在丰臣秀吉去世前不久从越后移封出去，代替蒲生氏坐领会津的，原封石高五十五万石，新领石高一百二十万石，实力极为雄厚。因为新受领地，诸事未备，所以景胜在庆长四年（1599年）归国以后，就大规模招募工匠，开始修筑城池，整备道路。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德川家康却斥其有谋反之图，要景胜前来大坂城分说明白。
据说是由新封的越后大名堀秀治向家康告的黑状，不过秀治很可能只是被家康当成枪使而已。且说上杉景胜得到家康要他前往大坂的书信，大感不悦，就授意重臣直江兼续写信回复——这就是著名的《直江状》。
直江兼续原来的苗字是樋口，后来成为上杉谦信重臣直江景纲的婿养子，继承了直江氏的家业。兼续自幼服侍景胜，深得宠信，受封出羽二十四万五千石，虽是陪臣，却比很多大名的实力还要强大——此人和伊达家臣片仓景纲并称“天下之二大陪臣”。
《直江状》与其说是一份申辩状，不如说是一篇挑战书，文中不但逐条批驳了德川家康的指责，而且皮里阳秋，语多讥讽，似乎故意想要激怒家康一般。诸如以下言辞充斥其中——“要景胜签下别无异心的誓文恐怕无益，因自去年以来，（汝之）数份誓文都付空言。”“景胜素以仁义著称，非（汝等）朝暮变化之人也。”“对谗言不加辨明，对流言不加调查，不似素以英明正直为标榜的内府（家康官至内大臣）所为。”——不过，据近代学者的考证，现存《直江状》很可能不是原文，而是后人伪造的。
家康恐怕并不想真的对会津用兵，他或许以为象对待前田家一样，用外交手段威压一下，上杉氏也会乖乖就犯的，然而如意算盘打错了，景胜早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据说景胜与石田三成等人早有密约，要东西夹击，遏阻德川家康坐大之势。家康得到《直江状》勃然大怒，或者不如说他必须做出大怒之态，否则就有损自己的威信。于是庆长五年（1600年）五月，家康以首席大老的名义要求各方大名出阵会津，讨伐悖逆谋反的上杉氏。
二分天下的大战即将爆发。
〔幛子画和狩野永德〕
安土·桃山时代在日本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黄金时代，除了茶道的大成以外，建筑、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也都存在着划时代的进步。其中绘画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乃是幛子画。
幛子画来源于传自中国的壁画和屏风画，所谓“幛子”，是指日式房屋多用竹木建构，用可活动的纸扇来把大屋分隔为很多小间，这些纸扇，也包括纸门和纸窗就统称为“幛子”。在幛子上作画始于奈良时代，也是源自于唐风。
安土·桃山时代出现了幛子画的千古大家，那就是狩野画派的第三代——狩野永德。永德本名州信，通称源四郎，祖父元信和父亲直信（松荣）都是室町幕府的御用画师。永德从九岁起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幛子画，二十六岁时为大德寺聚光院（三好义继的佛堂）创作了十六面花鸟图和八面琴棋书画图，开始脱离传统的风格，转而描绘社会生活，受到时人的好评。
1574年，织田信长委托永德创作一幅描绘京都风貌的屏风画，用以相赠上杉谦信。永德大胆地采用金色作为背景，施以浓墨重彩，着力刻画了节日期间各行各业的喜庆场面，这就是著名的《洛中洛外图屏风》。
因为这幅屏风画受到信长嘉奖的永德，随即就接受了新造安土城的内部装饰工作。他率领弟子们辛勤工作，所用技巧范围广泛，题材多种多样，尤其首次在宽大壁面上粘贴金叶以代表地面和云彩，使得安土城内金碧辉煌，气魄宏伟。其后，丰臣秀吉修建大坂城和京都聚乐第的时候，也都聘请永德前来作画，他的画风逐渐成为时代的代表，其锐意进取的精神，富丽堂皇的气派，正是安土·桃山时代的完美写照。
这一时代享有盛名的画家，除了狩野永德之外，还有长谷川等伯。传说等伯曾师从永德，但随即吸收了中国的宋元画风，开创了自己独有的风格，构图简洁明快，气魄雄壮爽朗，受到千利休等人的赞誉。在利休的推荐下，等伯也得到了丰臣秀吉交付的大量官方装饰工程，打破了狩野派独占幛子画画坛的局面。不过狩野派和长谷川等伯的绘画艺术虽然存在着很大差别，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绘画日益摆脱平安以来重佛的氛围，转而崇尚儒教思想，这也为其后江户时代的儒风盛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